万钢热议科研人的获得感

3月10日，在梅地亚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就科技创新发展问题回应了诸多疑问。然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他的发言中出现了一个颇为陌生的词汇——“获得感”。此言一出，旋即成为了此次记者会报道中的最大亮点。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获得感”究竟是什么？会后，“获得感”同样成为了科技界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话题。
寻找“获得感”是今年重要工作
“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突出强调了2020年要迈向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的行列这一宏伟目标。然而，按照国家部署要求，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还有很多短板。”刚一开腔，科技部部长万钢毫不避讳地道出了当下科技创新发展中的痛点。
比如，重点产业转型还不够快，原始创新能力不强，一些创新政策还未落实到位，制约创新发展的思想理念、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然而，在诸多阻碍当中，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始终是困扰科技部门和科学家们的一道棘手难题。
为此，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来解决前行中羁绊。201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案颁布实施，两会前夕，国务院又印发了《实施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尽管相关政策已作出明确规定，但在这次两会上，万钢却从代表委员们口中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似乎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到位。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下面的工作就是一步一步把它落实到位，使科研人员能够有获得感，这是我们今年要做的重要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吉永华认为，获得感对科研人员至关重要。“能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才能使创新真正驱动发展。”他说。
那些已找到“获得感”的人们
此次记者会上，万钢还特别点到了一家单位的名字——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光所”）。这也让在场的人对获得感有了一份真切感受。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西光所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多项措施极大地激励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研究所承诺，办企业如果失败，可以继续在所里搞研究，办企业成功了，就做企业的工作。
正是在类似的激励措施下，截至去年底，西光所已经成功孵化了70多家高科技企业，成为科研院所开展成果转移转化的典范。
然而，对于西光所的未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员蔡晓红却有着一份更大的期待。
《规定》指出，科研人员离岗创业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情况，其在科研岗位原则上最多保留三年。“如果能彻底放开3年的期限，会对科研人员的激励作用更大。”蔡晓红表示，“科研人员往往不大懂市场，离岗创业存在失败的风险。如果创业失败，应该给科研人员更多的机会，再回到科研岗位为国家服务。”
对于获得感，蔡晓红期待未来的政策制定能够更接地气，不再受成果转化的制约。
“获得感是所有科研人员都向往和追求的。”蔡晓红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为了公平激励所有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法应该去除对法人的种种限制。“法人往往在成果转化中作用很大，把法人排除在获取股权激励的范畴外，不利于重大成果的转化。”
“获得感”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
除了科技成果转化，科技界代表委员也表达了对获得感的更多希冀和诉求。
“出国这个事儿提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叫获得感吗？”全国政协委员曹雪涛说。
多年来，许多管理部门一直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干部（公务员）进行管理，即所谓“参公管理”。2014年财政部、外交部公布修订了《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这本来是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不给违反八项规定的党员干部有空子可钻的一道篱笆，但现在有关部门不加区分、一刀切地也用在了专家学者身上。”全国政协委员姜耀东无奈地说。
姜耀东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高校的管理层，结合各自实际贯彻落实好《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莫让“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还科学家一个真正的学者身份。
作为一线科研人员，吉永华则期待现有激励措施，能尽快适应时代发展。“随着我国科研水平提高、科研体量增大，原有的科研管理、激励机制存在的弊病被放大了。”
曹雪涛表示，要想让科研人员都能感受到政策的红利，就要求各个大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有担当、有智慧、有胆魄去破解政策落实中的实际问题。“这些负责人既要能从国家层面上落实顶层设计的意图，又要能充分了解本单位的基层实际情况，走出一条自己适合的路。”
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负责人，曹雪涛分享了他的经验。“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就需要去调研，而且一定要问计于科学家，问计于各个科室的负责人，他们有实际经验，知道症结在哪里。”
引自http://scitech.people.com.cn/n1/2016/0311/c1007-281901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