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三问两会：新风口如何对接最先进生产力
 

■本报记者 甘晓
过去的一年，对国科控股北美西部创新工厂总裁张小莽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国科控股带着中科院甲醇制烯烃工业化成果走出了国门。在北美西海岸，上海碧科与来自英国和美国当地的企业、政府进行了全方位对接。他们不仅获得了最先进的技术，还学习了强有力的创新模式，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产品变得“高大上”。
提高中国制造的生产力水平，“引进消化吸收”的老路已经过时。新风口下，如同上海碧科一样能利用协同生态的科技型企业正通过“走出去”战略，与最先进的生产力进行亲密接触。

把工厂开到美国去

根据商务部2月17日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份，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87.6亿元，对外投资流量已位居世界第3位。这为今年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创了良好的开端。
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中国企业“出海”前景广阔。而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正在涌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全球，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真正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2015年4月，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专门写信盛邀习近平主席前往西雅图访问。信中除了提到位于西雅图的微软、波音、星巴克等耳熟能详的大公司，还用了两段话叙述“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中美合作创新项目，有利于中美低碳减排”。
“这就是华盛顿州和国科控股合作的西北创新工厂。”张小莽说。
作为国科控股旗下公司，上海碧科公司近年来围绕“国际化业务开发＋集成化技术创新”的核心优势，打造了连接北美廉价天然气和中国沿海石化能源市场的“新气体产业链”项目。
《中国科学报》记者从国科控股获悉，这一产业链将北美优质廉价的天然气在美国西海岸转化为易于运输的甲醇，并将其出口至中国沿海地区或亚洲其他地区，应用于甲醇制烯烃等产业链相关集成技术，生产烯烃及其下游高附加值的石化产品。
为此，上海碧科成立了全资子公司——美国泛太平洋能源公司，旨在借助其独特的“双桥”能力，即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及跨越传统石油行业和天然气行业的能力。
天然气制甲醇产业链项目在美国本土也颇受欢迎，不仅有望为北美“区域过剩”的天然气资源获得数百亿美元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亚洲市场，更有望为当地吸引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并创造上千个就业机会以及可观的税收收入。今年1月，华盛顿州将西北创新工厂的天然气制甲醇项目评选为“2015年度十大事件”之一。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海碧科抓住了页岩气、天然气市场脉搏，实现了把工厂开到美国去的梦想。

吸收创新的养分

近十年来，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初步成效，“走出去”的企业已从贸易型向投资和兼并重组型转变，目前又向高新技术型和装备制造型转变。同时，大多数“走出去”的科技型企业，开始在另一片土壤下吸收先进生产力的养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制造企业在境外开展的投资仍以原料加工和劳动密集的产业为主。”尽管“走出去”的高端产品逐年增加，但其体量与中国建立制造大国、制造强国的目标并不匹配。
“要实现产业附加值从低到高的转变，创新能力是根本。”徐晓兰强调说。
据了解，上海碧科天然气制甲醇项目的成功启动，离不开中科院甲醇制烯烃工业化成果。同时，项目引入了英国Johnson Matthey公司的第三代清洁甲醇技术，让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充分结合。
事实上，“走出去”的过程也正是提高创新能力的过程。据报道，多家在美建厂的中国企业正用在当地工厂获得的知识，提高产品附加值。例如，以汽车零部件为主的企业万向集团正在参与一家高级品牌的混合动力汽车制造。
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高铁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范本。截至去年年底，我国标准动车组跑出每小时385公里的试验达标速度，高铁运营里程已达1.9万公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和平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近十年来，我国科研工作者攻克了电子元件、机械加工、系统管理等诸多难题。“最近，我们在高铁技术应用经验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李和平表示。
他还告诉记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和决策层也学到了诸多与创新模式有关的先进经验。“我们看到，发达国家通过政策制定营造出良好的鼓励创新的氛围，比如设立创新基金用于专门支持创新型企业的贷款等。”他说。
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提高产品附加值，让“中国制造”成为“高大上”的代名词。不在本土固守陈规，则已成为提高创新能力的新途径。

从教训中适应规则

在国内，竞争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然而，中国制造企业在“走出去”时吃过的亏并不少。
所谓的“绿色壁垒”就是“大亏”。徐晓兰介绍说，近年来，美国和欧盟专门针对中国制造企业打入本国市场设置了各种壁垒。“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产品被要求公布其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她说，“而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缺乏这些数据。”
在专家们看来，只有“吃一堑、长一智”，中国制造企业才能顺应新的国际规则，不断成长为“能力者”。
“内讧”则是中国制造企业吃的另一个亏。李和平指出，中国企业要抱团“出海”已成为共识。“利用我们在体制上的优势，组成‘联合舰队’，参与国际竞争。”
在中国中车成立前，南车和北车之间的那些“往事”引人深思。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曾在接受采访时谈起，2011年土耳其机车项目招标，南车报价200多万美元，北车报价120万美元，后来南车又把价格压到更低，但订单最后却被一家韩国公司得到。
当时，业内人士认为，南北车的彼此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而这是促成合并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走出去”，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中车。
徐晓兰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了依靠技术这个核心竞争力之外，并购是手段，整合是方式。“如果一家企业、一个产品‘走出去’是一根指头，而上下游整合后的‘走出去’就是一个拳头。”因此，她在今年提交给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中建议，应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力量，为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
在徐晓兰看来，韩国政府的做法值得借鉴。20多年前，韩国政府扶植了诸如韩国电子信息振兴院、韩国软件促进会等机构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设立办事机构。这些机构为韩国中小企业提供了有效服务，奠定了该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同时，侨团组织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央各涉侨涉外单位应建立联席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合力。”徐晓兰建议。此外，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也应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技术评价、市场评估、专利收购、技术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中国科学报》 (2016-03-08 第1版 要闻)